读《诗经》：一诗泯恩仇，一诗起干戈

诗，是一种用高度凝炼的语言，形象表达作者丰富情感。

诗乃文学之祖，艺术之根。诗是一种阐述心灵的文学体裁，诗人需要掌握一定的艺术技巧，并按照一定的音节、声调和韵律的要求，用凝练的语言、充沛的情感、丰富的意象，高度集中地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类精神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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孔子认为，诗具有兴、观、群、怨四种作用。另外，《诗》也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《诗经》的本名

先民在诗里，向人们倾诉文明初曙时的欣喜和恐惧。用诗的眼光来看中国，便有一个情之所钟的诗的中国。

以此来看《诗经》，其风、雅、颂三昧，可以从“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”中体味。

古代王者，设采诗官，征男年六十、女年五十无子者，由官府供给衣食，让他们“振木铎，徇于路”，摇着木铃，一路走去，与人交谈，在民间求诗，倾听“男女有所怨恨”，王者足不出户，便“尽知天下所苦”。

古人之于诗，似乎早就认定了诗不言福，而趋于诉苦，诗不娱乐，要有悲情。民有怨恨，以诗倾诉，男女“相从而歌”，咏悲伤之情，其怨恨，便风诗化了。

从西周到春秋，五百多年间，中国先民就这样“诗意地栖居”。“天听自我民听”，采诗就是“自我民听”，王在诗里，倾听风，此谓国风的来源。

《诗》还有一个来源，庙堂之上，天子听政，公卿、列士献诗，这样的政治，亦风雅如诗，故《诗》中，便有了大雅、小雅，而颂，则是庄严的祭祖歌。

古希腊史诗，以荷马个人命名，而中国《诗经》，则为“国风”，是一国流行之风；一为独吟，一是百人、千人传唱，传唱着风、雅、颂，形成诗的中国精神。

司马迁说，古诗素材，原有三千余篇，经孔子编定后，仅保留了三百零五篇，除了诗，还有歌，孔子和他的弟子们，吟咏诗篇时，“皆弦歌之”，就保留了诗本来的传唱形式。三千年前，就有三千多首诗，在黄河、长江之间传唱，这是何等风雅！

到了孔子来编订时，对诗与歌，都作了整理，而有诗有乐。

也有人说，儒家六经，现存五经，《乐经》就在《诗》里面。孔子编颂诗，就配宗庙祭祀音乐；编雅诗，就配宫廷礼仪音乐；编风诗，就配各国流行音乐。

诗与乐互动，孔子确立了“思无邪”的准则，选择了“温柔敦厚”的国风与民乐。风为“讽”，要人将内心的怨恨“讽”出来，但要有节制，也就是“礼节”，要“哀而不怨，怨而不怒”，所以说，“讽”，并非审丑，而是审美，“讽刺”便是“美刺也”。

赋诗至春秋更甚，而有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一说。不但表达个人情绪要吟诗，表达国家意志也要吟诗，“先礼后兵”的那个“先礼”，也就是通过吟诗来办外交。

春秋时期，一个好的外交家，要能在不同场合，吟出相应的诗，用诗礼来引导国际政治，维护国际秩序，有时，战争与和平，就取决于一句恰如其分的诗。

一诗泯恩仇，一诗起干戈，春秋时期的人们把国家纳入诗的风雅，吟诗成风，而风化天下，“讽”之意味，即为风化。言志的诗，风化的诗，从内心咏出，成了各国之风。

孔子编《诗》，有十五国风。十五国地域，都在黄河、长江之间，大致囊括了当时的中国范围，包括今天的陕西、山西、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湖北。周朝采风，虽未涉江南，但江南之于诗的中国并不陌生，当年，吴国公子季札至鲁观礼，乐舞纷呈，国风开显，季子引诗点评，其格局之大，格调之高，竟不输中原各国时贤。

歌诗，分“徒歌”与“弦歌”，“徒歌”为清唱，“弦歌”有乐曲伴奏。十五国风，均配以国乐，或婉约如清风一缕，或浩荡似江河千里，多么壮丽的中国弦诗！

《诗》十五国风，一开篇，即“周南”“召南”。南，由钟镈类乐器演变，而为乐曲之名，故称“南音”，后来，其音失，形还在，就称为“南”。或从地理言之，指周、召之风，自北而南，发于歧周，抵达江汉，是为南国，即“南土”“南邦”之谓。

周初，周公旦居东都洛阳，向东南发展，称作“周南”；召公居西都镐京，向西南发展，称作“召南”。南下，是周的发展战略，周人采诗，亦随之南下，朝着东、西两个方向进展，东南有楚，西南为巴、蜀，故“周南”为楚风，而“召南”则为巴、蜀风，此一说。另一说，傅斯年以为，南国者，从黄河之南到江汉。他指出，周邦之内曰“周南”，周畿之外，诸侯国风曰“召南”。他认为，南国称召，是因为召伯虎，史称召穆公，曾劝谏周厉王不要“弭谤”，并在周厉王共和执政中开始中国历史的纪年。

无论如何，《诗经》是中国北方先民的诗歌，由儒家编集而成。即使是南风，也是北人南化之风，并非南方本土之风。

北人南下，得南国水土滋养，因而具有了全国的代表性，故《诗经》一开篇，南风居首，周人的国家理想，从黄河到了长江。

（本篇完）